导读
赵玫是较早以女性意识写作的作家，但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。在她的阅读生涯中，有两位女性作家曾给予她精神之光，一位是作家、导演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一位是英国女作家、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。在赵玫看来，她们都写小说，又都把小说写得惊天动地，但伍尔芙更具知识分子的质地，这种独立、自主、追求知识的形象对赵玫来说更具有可效仿的典范意义。她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，认为女性的自立仍应是全社会的不懈追求。
赵玫，满族人，生于天津，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。代表作有《朗园》《武则天》《高阳公主》《上官婉儿》《秋天死于冬季》《漫随流水》《林花谢了春红》等长篇小说，《岁月如歌》《我的灵魂不起舞》《寻找伊索尔德》等中短篇小说集，《从这里到永恒》、《欲望旅程》《左岸 左岸》《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》《博物馆书》等散文随笔集，另有《赵玫文集》《赵玫作品集》，以及《阮玲玉》等电视剧本，计900余万字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。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“国际访问者计划”。长篇小说《漫随流水》获国家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。其中“唐宫女性三部曲”《武则天》《高阳公主》《上官婉儿》推出二十多年来得到读者持续关注，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进行了编辑再版。
本期对谈嘉宾 赵玫
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
在传统观念中，爱情无疑是恒久的。但现在的世界，我慢慢发现，爱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已没有那么魂牵梦绕了。没有了很深的爱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很深的痛。
李金哲：2016年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《巫和某某先生》短篇小说集，您还记得您的第一部短篇作品吗？这些作品对您未来的创作奠定了怎样的基调？
赵玫：2012年7月，我远赴美国小石城，参加第12届世界短篇小说大会。记得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作家、评论家汇聚一堂。在克林顿图书馆，大屏幕开启、克林顿出现。他满怀欣喜地向来自各国的嘉宾致敬……去年夏天，我又有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承办的第14届世界短篇小说大会。我再一次目睹与会者超越性别、年龄，超越国度、种族，超越信仰、文化，只为一个纯粹的文学，只为文学中一个单纯的体裁，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这座城市。他们运用不同的语言，投入非凡的热情进行切磋、交流。这种感人的景况，可以带给许多执着于短篇小说创作和评论的朋友们不小的信心。
为迎接那次大会，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《巫和某某先生》。里边的作品之于我，仿佛已是明日黄花。我经过翻箱倒柜，寻寻觅觅，才在一些莫名的角落，找到了那些快被忘掉的篇什。读起来，甚至仿佛已不是自己的文字了。比如《巫和某某先生》，是一篇纠缠着“巫术”意味的小说，与我今天对人对事的想法，已多有隔离。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《无调性短歌》。后来我觉得，可能短篇并不太适合于我，或者并不太适合于前些年的我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世界，什么样的寄寓都会有。所以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是一种特别疯狂，又那么闷闷热爱着文学的感觉。后期我几乎就不写短篇了，中篇还会再写。当我重新回看这本小说集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。但是那样一个人，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一定要走过这样一条道路，然后才有未来的感觉，才会不断变化，不断变化。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短篇小说引起的。
对自己那些遥远的短篇小说，已不太记得，似乎与我无关。它们的“逃离”就像缕缕飞散的花。它们常常在一些幽暗处，或书柜角落，或纸箱深处，默默地一呆十几年，二十几年。我以为那些久远的文字，已离我而远去。记得寻寻觅觅中，发现它们的时候，心里升起一种伤感。甚至有一种风烛残年、物是人非的感慨。
所以特别感谢出版社，让我的《巫和某某先生》《无调性短歌》《野草莓》《谁让梦想变得低沉》《无以告别》等短篇故事终于重见天日。这些我早期的作品，透露出青涩的迷惘。而那时，幸遇行云流水的年代，我们年轻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。多年过去，读自己当年的那些小说，有些陌生，又有些依稀的记忆；有些仓惶，又有些按捺不住的窃喜。但不可泯灭的是，你确乎是从这些写作中慢慢走过来，慢慢拥有了文学的自信。
李金哲：其实最早期您是从事文学评论的，您评论过的国内作家有哪些？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和写作之间的关系？
赵玫：新时期以来，我们那些狂热地深爱文学的青年，蓦地就仿佛看见了无限的天空。那是种怎样的欢愉。我于是开始抓住一切空闲时间读书。读了那些书就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，你未来要写什么样子的小说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要真的想当一个好的小说家，你一定要与众不同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感觉。这之前我本来是想写小说的，却因为是《文学自由谈》的编辑，就顺理成章地亲近起文学评论来了。现在看来，写过评论对写小说，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历练，是一种用逻辑思维去解读形象思维的过程，或者说，是一种用形象思维去推动逻辑思维的历练。我从评论开始，先后采访、评说了孙犁、张洁、蒋子龙、张承志、莫言、钟阿城、王安忆、史铁生、张辛欣、刘索拉、残雪、马原、吴亮、程德培、何立伟、梁晓声、洪峰、陈若曦、周介人等当时一大批最为活跃的作家、评论家。
于是我循着自己的步履，慢慢前行，变得清醒起来，由一个热衷文学变革的人，很快看出了先锋小说普遍存在的浮泛，并对此撰写发表了煞有介事的长文。原认为我会最终成为文学的学者，在批评中闪烁我的光与热。但终究，我不曾在文学评论的工作中得到真正的斩获。
后来，在一处海边，是的，我读着伍尔芙的书。伍尔芙的书，就像灯塔，点亮了茫然中的我。她，又写作，又批评，又编刊。是的，那才是我想要的“合理”的文字生涯。
李金哲：我知道您还特别喜欢《情人》的作者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她有非常充沛的精神爱人，也度过了非常疯狂而自由的一生，她给您带来了怎样的精神世界？
赵玫：我从很年轻的时候，就知道了杜拉斯。那时候，杜拉斯被翻译成杜拉。于是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始终称她为杜拉。我最初阅读的杜拉斯小说，并不是她的《情人》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，读她的小说《痛苦》，真的是痛苦极了，也痛快极了。后来又读了她的《琴声如诉》《广岛之恋》《物质生活》等。很多年来我始终眺望着遥远的杜拉斯，直到，是的，直到走进了伍尔芙的天地。极为凑巧的是，又一年，依旧是那边海岸。只是杜拉斯的玫瑰不再绽放，我开始迷恋伍尔芙的海岸。我爱她，因为她不仅写过《海》，还写了《到灯塔去》。她美丽的文字是那么美妙而深邃，到灯塔去，她并非哀叹地说，我们灭亡了，各自孤独地灭亡了。
于是，从海平面云层的缝隙中，看到了衰败与萧条。已经很冷了，似乎能听见灵魂的呜咽声。是的，海浪，暮色已掠夺了她读书的光线，就那样一层一层地昏暗下去。她知道，在最美之后，必然是最沉的黑暗。我始终觉得，伍尔芙的写作，对我有更可效仿的典范意义。
李金哲：在您的创作中，更多的其实是在描写爱情，您如何看待其中的爱与恨，幸福与悲剧？
赵玫：爱情无疑是这个世界中最美好的感情之一，但与之相伴的却又总是一些极为负面的情绪。情感问题尽管不够宏大，但由此衍生的战争、男人和女人的战争，有时候也是会你死我活的。爱与恨永远相生相伴，冲突和悲剧承载了这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爱情题材，它拥有一种永恒的价值。
在传统观念中，爱情无疑是恒久的。但现在的世界，我慢慢发现，爱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已没有那么魂牵梦绕了。没有了很深的爱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很深的痛。所以我还写了《寻找伊索尔德》，毕竟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为爱而死的伊索尔德。在这个小说中我没有讴歌爱情，我只是写了某种无痛无痒，某种无聊无奈，某种不了了之。
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，只是关心小说中女人的喜怒哀乐，想传达男人要善待女人，女人要善待自己。
李金哲：伍尔芙其实更接近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，这是您非常向往的吗？
赵玫：尽管我总是在谈论着杜拉斯，但其实更深刻影响着我的那个人是弗吉尼亚·伍尔芙。她和杜拉斯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人，虽然她们都写小说，又都把小说写得惊天动地，但伍尔芙更具知识分子的质地。因为她没有杜拉斯般躁动不安的爱情，和堪称绝唱的悲欢离合。她的生活很平静。而平静下面，又总是向着一个很深的所在。那是唯有伍尔芙才会有的一种生命的品质。所以伍尔芙才堪称知识分子。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。
李金哲：您的小说创作是否走了一条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的写作道路？不同题材对语言和故事有不同要求，您是如何取舍的？
赵玫：刚开始创作时，大多写一些中、短篇小说。那时候是中、短篇的天下。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，仅凭一个短篇、中篇便炸响文坛的奇迹时有发生。长篇见效慢，无疑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，无论是内容、形式，还是对作家的生活积累、操作能力，甚至对作家的心理、体力，都无处不在地充满了巨大的挑战。
我的写作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对文体的要求，并不是刻意追求的。无论是中、短篇，还是长篇，只着力于语言的风格和创新，于是，读到每一个喜欢的文本，都会让我欣喜并暗自揣磨。对那些不喜欢的文字，无论别人多么津津乐道，我也不会盲目跟风叫好。相反，即使别人不喜欢，只要是我心目中的经典，我会不停地回望那些文本。在我书桌前的书架上，总会有我喜欢的作家的书，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。他们挚友般的存在，仿佛就是一种无声的浸润与不可或缺的营养。
我一直觉得，其实在写作当中，你用不着看很多书。只有几个人和你的生命是契合的，他们的东西像你自己的东西一样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有三个作家，一个是福克纳，一个是伍尔夫，还有杜拉斯，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，他们都像影子一样，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地方，都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。我写作当中始终是这样一种状态，你用不着看很多人的书，我自己这样觉得，读很少很少的一些作家，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，你要不停地读。
我的写作确乎是从中、短篇小说开始的。新时期文学的平台上，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从事文学的空间，是空前无限的。所谓的空间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创新。进而在我的写作中，坚持秉承着自己的理念，哪怕失败，从头再来。于是那段时期，我的小说始终在翻云覆雨，包括我“自鸣得意”的语言风格，以及种种对文字的实验性的探索，甚至细小到要把对话中的“引号”摒弃。
而我对作品样式的选择，一向是随意的。主要还是由内容决定作品的体裁。写作方式不听命于长官意志或报刊意志。无论小说、散文、随笔，只要适合于、有利于内容的表达，只要顺应于内心的感受，那便是自己最好的选择。
关于故事和语言，我不会因噎废食，也不会走火入魔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所以反复说到语言，是因为语言的扎实，才奠定了故事的基石。语言的讲究与否，决定着故事的成功与否。许多时候，语言的重要，往往超过故事本身。甚至，往往决定故事的品位或走向。
李金哲：现在是新媒体时代，更多读者会选择短阅读，或者碎片化阅读，这样会不会让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感到失落？为了考虑市场，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作家去写短篇而不是长篇？
赵玫：当下的新媒体时代，更新换代无疑是翻天覆地的。更多的读者选择短阅读、迷你阅读、袖珍阅读、快速阅读、碎片化阅读。我觉得无论哪种阅读，总比压根儿不阅读强，都应认可人家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的选择。
至于长篇小说，读者少了，这是事实。但也有相当多的读者，心目中还是特别看重长篇小说的，这是因为长篇小说具有多方面的优势，是中短篇小说无法承载的。因此，长篇小说青春永驻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李金哲：您一直十分关注女性的命运，可以说，您是较早以女性意识写作的作家。我很好奇，您是否是女权主义者？为女性写作，您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？
赵玫：自写作以来，我其实并没有鲜明的女性意识，尽管我一直在关心着女性的种种，无论在生活中，还是在创作中。当然，女人的命运始终令人关注，这是整个社会赋予她们的状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女权的明确概念还离我们遥远至极，很少有女人带着清醒的女权意识为自身的权益奋斗。
1994年，我应美国政府邀请，参加“国际访问者计划”，这次经历让我耳闻目睹了美国女性的风采。紧接着不久，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，我参加了其中的文学论坛。这是一次盛会，很多杰出的女性在此讲演，包括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，还有美国权威的女权主义者福瑞丹。家门口召开的这场国际盛会，无疑为中国女性的意识觉醒树立了里程碑。
如果说，在写作中我目标明确地涉及了许多女性题材，但我依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。我只是关心小说中女人的喜怒哀乐。我只是，反反复复地向读者传达，男人要善待女人，女人要善待自己。
李金哲：您分别写了多位历史女性，高阳公主、武则天，还有上官婉儿，这一系列的作品被称为“唐宫女性三部曲”。在她们当中，一位是被赐自尽的公主、一位是叱咤风云的女皇帝，还有一位则是唐朝的才女。在选取人物上，您当时有哪些考虑？
赵玫：说到我的历史小说，自然离不开女人。但一些评论者，却言之凿凿地把我的“唐宫女性三部曲”小说当作了所谓女权主义的“证据”。事实上，我在写作“唐宫女性三部曲”的时候，似乎是带了些偶然性。比如写《武则天》，是因为张艺谋正在密锣紧鼓地筹拍电影《武则天》。他先后请来几位不同类型的作家，各自完成他们的小说。然后他再找人博采众长，完成剧本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最终也没能拍成这部电影。
那时候，我之所以决定接下《武则天》的小说创作，也是因为我已在所谓前卫的道路上走得有些疲惫。于是也想变变创作的口味，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本不属于我的文本试验。当然，这对于我来说，显然是一种几乎无法预知未来的挑战。但在那一刻，我勇往直前地投向千年之外的王朝，或许我早已厌倦了数年来奔走于文坛、东涂西抹的轻狂。宁愿潜入历史的故纸堆中，去尝试另一种摸索、开掘的前行方式。我在辉煌而又如迷宫般的殿宇中，磕磕碰碰，时而迷雾重重，时而柳暗花明。慢慢地，觉得自己已不是当下的“我”了，满含深情地去亲近那曾经的遥远。
当终于完成了小说，我身心俱疲，只想远离唐宫，回到现实，享受一种解脱的快感。但蓦地，高阳公主的出现像电闪雷鸣，让我难以割舍。偶翻唐书，高阳公主的故事开始冲击着我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于是我决意让美丽的高阳变成一道灿烂的彩虹。于是我另打鼓，重开张，再度返回唐宫。我像隐身人一样，在宫中潜行，四处流转，编绘风华绝代的高阳公主，快活着，又疼痛着，在历史画面中穿梭。
《高阳公主》完稿不久，出版社的朋友又来家中，鼓动我说，你的写作中，不应该遗落上官婉儿。反复纠结之后，回望上官腕儿。最终，婉儿征服了我。于是，我又一次深入唐宫，沉吟于婉儿的故事中，沉吟于她不幸的命运和她掌控命运的非凡才能。如此，我终于完成了这组大唐女儿的悲歌。她们中的每一个女人都光彩夺目，生生死死，都在盛唐的年轮中，发出了异于常人的光。
我以前不曾激昂慷慨地讴歌什么，未来仍旧只是想在温暖诚实的话语中，收获人生的欢喜。
李金哲：您如何看待这些历史女性的刚与柔、幸运与不幸？相比她们的正史，您的小说更侧重表现她们哪些方面？
赵玫：感谢你对这三部小说的关注，你的关注甚至具体到了每部小说的字数和页码。这些地方，连我自己都已经忽略了。
说到三部历史小说的写作，我的确做过不少功课。幸好在我父亲的书橱中，有完整的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，包括一些野史。于是我在写作过程中，无需四处查找资料。前期的案头准备告一段落之后，我便前往洛阳和西安。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夏季，我循着小说人物的活动路线，去熟悉山川地貌、去体味风物民情。这个过程里也有许多故事。三部小说，最辛苦的应该算《武则天》。后来的《高阳公主》《上官婉儿》，书写中稍有轻车熟路之感，因三位女人毕竟身处同一个时代。
高阳公主在历史上实有其人，但史籍中的记载，寥寥三百来字。所以，《高阳公主》一书中的人物关系，事件冲突等等，都是我自己的原创。许多后来的影视剧对我小说的内容，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抄袭。中央电视台的“读书”栏目，曾为我做过一个专题节目。主持人李潘一边念诵我的小说，屏幕上一边播放几部相关影视剧。许多人物对话、矛盾纠葛，尤其是高阳公主的种种行迹，完全可以断定，大都来源于我的小说。有人鼓励我“认真”一下，但我深知当下的环境，只能谢绝好意，选择听之任之。
现在想起来，当年的那场风花雪月的写作，前后历时十年之久，是怎样的一种跃马扬鞭。
三本书问世以来，二十多年间，大陆十余家、台湾两家出版社陆陆续续地出版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刚刚进行了再版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套长销书，对此，我已十分欣慰。
李金哲：相比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如今女性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，在家庭、工作中更多角色分配给他们，甚至有些时候会比男性更出色。您怎样看待这些转变？在您看来，女性是像社会定义的是柔弱的角色吗？
赵玫：当今的中国女性群体，已经分化为多种形态，并各自进入了某种固化的时期。比如在知识妇女中，她们对自己的生存有了较为自觉的独立精神。然而，作为普遍的女性群体，却依旧在社会中承担很多男人无法体验的重压。不少女性的生存状况、精神状况，依然是需要正视、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在整体的社会文明中，女性的真正自立，仍旧应该是全社会的不懈追求。
李金哲：除了作家身份之外，您还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和本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您是否有有关文学方面的提案议案？您着力想解决什么样的文学问题？
赵玫：在两会中，我关注较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。尤其在文化战线，这一问题格外令人瞩目，但也更令人无助。很多作家、艺术家都遇到过被侵权的困扰，我自己也多次身受其害。而作为个体，维权很难，政策、法规的健全，才是终结侵权的利器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呼吁知识产权问题。当然，现实离一个清明的境遇，尚有漫长的距离。
李金哲：您是满族人，天津籍，在语言上，您对满语是否有研究？有人呼吁抢救满语，因为有大量文献需要翻译，您是怎么看的？
赵玫：是的，我是满族，有着金戈铁马的血统。那一天，我记下了那段文字，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自己的民族。我在长篇小说《我们家族的女人》里写下，风萧萧兮，诗篇。长歌以当哭的，悲壮。点点滴滴的，祖先的血。
作为满族，眼下的民族特征已经变得淡泊。一切的一切，包括你说的满语，已经难以为继。我知道，一些满族同胞，呼吁奔走，在为抢救民族遗产而努力。我的侄女，就是这方面颇有志向的一个年轻人。她先后在瑞典、荷兰求学，研究方向就是世界高纬度地区种种人文境况的前世今生。
其实，许多人都不太了然，一个浩大的民族，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轰然倒塌了呢？
李金哲：确实，那么未来您是否有新的创作计划？会不会写写这个民族？这些计划与您以往有什么不同？
赵玫：我的写作，始终处在不停的变化中。因为我总想着，在崭新的陌生的思维中，幻化出与众不同的想象，甚至是一种妄想也未始不可。于是，对我来说，写作其实并不是人生的全部，而是在你需要她的时候，她能给予你一种文字的温暖和关照，便知足了。于是，当你的生存需要那些文字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无比充实。而这种充实，自然是来自于你的思想和文字。如此，经年累月地，我觉得自己已经追随了文字很多年。是的，很多年，就像是你的爱人，始终不离不弃拥抱着你，即便在你凄凄惨惨戚戚的时候。当你老之将至，你便没有了你的曾经的锋芒。于是，在你的写作中，很可能会变得囊空如洗，进而随风而逝，就仿佛你的灵魂和肉体，再也找不回那些金色的语言了。于是，我们慢慢地开始变得平庸，就像是衰败的身体。而你的思维，也会像你的身体那样，慢慢地抛弃你的向往，那种，不再能追求的某种无边的境界。
去年，我的当代城市情感题材的五部长篇小说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冠以“五叶集”丛书推出。接着，会有几本散文集出版。未来，我或许还会写些什么，比如那些曾经的往事。不过我知道，在我的故事中，悲凉的基调已不可改变，就像是贴着我的心，映照着我的岁月。那些记忆，永远是满目苍凉的昨天，和无涯的凄惶。于是我始终慢慢地但又是勤奋地，不曾有过数日懈怠地进入写作。我已深知，我写作的活力，是与我的年龄相伴的。即使我的写作本身已经江河日下了。所以，我以前不曾激昂慷慨地讴歌什么，未来仍旧只是想在温暖诚实的话语中，收获人生的欢喜。
编辑：梁文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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