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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命写书
露丝·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、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之一。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、荷兰、德国、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。
其中以日本为研究对象而成这本《菊与刀》，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，在美国、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，甚至被译成30多种语言，行销100多个国家。
该书最初是作者奉美国政府之命，为分析、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报告，但书中对日本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性格的细致概括，在一定程度上亦引人深思，有助于读者从中探寻日本人某些习惯与做法的缘由。
和服女子
内容简介
“菊”是日本皇室家徽，“刀”是武士道文化象征。本书试图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，以“菊”与“刀”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特质，透过一个西方学者的冷静视角，深入分析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等级制及相关习俗。
此外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概括的：“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，既尚武又爱美，既蛮横又有礼，既顽固又能适应，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，既忠诚又背叛，既勇敢又怯懦，既保守又好新，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。”
该书亦从日本人的思维、感情习惯，以及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因素等方面入手，探讨了日本民族思想与性格的矛盾性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，可谓研究日本民族根性的经典著作。
精彩章节
“最难受”是报答
日本人常说，“最难承受”的是情义。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，正如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，但情义是一套与义务不同的义务。在英语中，不可能找到相应的概念；在世界各类文化中，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种奇怪的道德义务，而日本的情义是最奇怪的。它只属于日本。
忠和孝，中国也有；尽管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一些改造，但它们跟其他东方国家所熟悉的一些道德规则相似。但是，日本的情义既不来自中国的儒教，也不来自东方的佛教。
这是日本自有的道义类型，如果不把它考虑进来，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行为规则。如果不经常谈到“情义”，日本人就不可能谈论动机、名誉以及他们在自己国家所遭遇到的困境。
对西方人来说，“情义”包括一系列相互差异极大的义务类型，从酬谢旧恩到复仇。毫无疑问，日本人并不曾力图向西方人解释“情义”为何物。他们自己编的日语词典几乎无法对它下定义。
其中有一部词典的解释——我的翻译是——“正道，人应遵循之道；不情愿做的事，目的是免得日后因为不做这事而要向社会道歉。”这样的解释会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，不过，“不情愿”一词表明，“情义”不同于“义务”。
义务加在人身上的要求无论有多少，无论多么困难，至少有一些义务的对象是在近亲范围内，或作为国家、生活方式和爱国主义的象征的统治者。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这些人尽义务，是因为他一出生就跟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。
在某些特定情形下，他的顺从行为可能是不情愿的；但是，“义务”从未曾被定义为“不情愿”的行为。而“报答情义”则总是让人不舒服。在“情义圈”中，欠人情的难处是最大的。
情义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。一种我称之为“对社会的情义”，其本义是“偿还情义”--即向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报恩的义务。另一种我称之为“对自己名声的情义”，这是保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诋毁和玷污的义务，有点像德国人所说的“荣誉”。
“对社会的情义”可以直接描写为履行契约。这与“义务”恰成对照，后者给人的感觉是履行人们生来就要承担的某些义务，其对象是亲人。因此，“情义”涉及对姻亲家属的所有义务；而“义务”只涉及自己这方的直系亲属。
岳父和公公称为“情义上的父亲”，岳母和婆婆称为“情义上的母亲”，婚姻关系上兄弟姐妹则称为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”。这套称谓法既适用于配偶的亲属，也适用于亲属的配偶。
日本人的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，他们一辈子都要向对方家庭履行这种契约关系所带来的义务，这叫作“为情义出力”。安排这种契约关系的是父母，所以对父母一代的“情义”是最沉重的--小媳妇对婆婆所要尽的情义是重中之重。
因为，正如日本人所说的，新娘是去一个并非她的出生之地的家庭里去生活。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有所不同，但也很可怕，在他们穷困时，他可能得借钱给他们，还必须负担其他契约责任。
正如某个日本人所说的：“如果一个成年男子为他自己的母亲做事，那是因为他爱她，所以不是什么‘情义’。当你心甘情愿做事时，你就不是为‘情义’出力。”人们在对姻亲履行义务时，必须谨小慎微，因为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应该避免那种可怕的谴责：“这人不懂情义。”
在“入赘为婿”这样的事上，人们能最最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对姻亲的义务。“入赘为婿”指的是一个男的像女的那样“嫁”出去。当某个家庭有女儿没有儿子，父母便会给其中的一个女儿择婿，以赓续姓氏。
入赘者的名字会被从他自己的家谱上消除，转而姓岳父家的姓。他入赘妻家，在“情义”上就隶属于岳父岳母；他死后，也会被埋葬于岳父家的坟地。在所有这些行事方式上，他都和普通婚姻中的女性一模一样。
给女儿招婿的原因可能不止自己没有儿子这一项，往往是两方希望双赢的一种交易，有所谓“政治婚姻”者便是。女方家里可能很穷，但是是名门望族；男方就可能带来现金，其回报是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。
或者，女方家里可能很有钱，能够供丈夫上学；丈夫受此好处，作为回报，他离开自己家。或者，通过联姻这种方式，女方的父亲或许能为自己的公司与某个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起联系。
不管在哪种情况下，入赘者的情义都非常沉重--这被认为是应当的，因为，在日本，一个男人改变姓氏的行为非同小可。在封建时代的日本，为了证明自己已融入新家，他得在争斗中站在岳父一边，哪怕这意味着杀掉他的亲生父亲。
在近代日本，与入赘为婿有关的“政治婚姻”往往会造成这种“情义”的强大的约束，以日本人所能提出的最沉重的枷锁，将年轻人与他们岳父家的事业和产业紧紧联在一起。尤其是在明治时代，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利。
但是，做女婿的怨恨往往很强烈。日本有一句俗话说：“如果你有米三合（约等于一品脱），决不去做女婿。”日本人说，这种怨恨就是因为“情义”。假如美国有类似的习俗，那我们可能会说，他之所以怨恨，是因为“他没法做男子汉了”。
总之，“情义”很难履行，一般人都不愿意；因此，在日本人听来，“出于情义”这一说法全然表示的是沉重的人际关系。
对姻亲的义务是“情义”，不仅如此，甚至对叔叔辈和侄儿辈的义务也同样是“情义”。在日本，对这些相对来说不怎么近的亲属的义务不属于“孝道”范畴，这一事实是中、日在家庭成员关系方面的一个差别。
在中国，许多这样的亲属，还有比这远得多的亲属，都能共享家族的各种资源；而在日本，这些都是“情义”或者说“契约”关系。日本人指出，这些人从未曾亲自帮助过被叫来寻求他们帮助的人，事情往往如此，所以，帮助他们只是在向共同的祖先报恩。
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出于这样的认知——当然，那是一种“义务”——不过，尽管出于同样的认知，但对远亲的帮助被认为是一种“情义”。一个人在不得不帮助远亲正如帮助姻亲时，会说：“我为‘情义’所缠。”
扈从对主君和战友的关系是传统意义上很重要的“情义”关系，大多数日本人甚至在考虑姻亲关系之前，先要想到这层关系。这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对他的上级和同侪的忠诚。
在大量传统文学作品中，这种“情义”都被广泛赞誉，被等同于武士的美德。在古代日本，在德川家族利用其影响力统一国家之前，它甚至经常被看得比忠还要重要、可贵，因为在那时，忠是对将军的义务。
12世纪时，某源氏将军要求某大名交出其庇护的一个敌对领主，那大名的回信至今依然被留存。他为自己的“情义”受到玷污深感恼恨，因此，哪怕顶着不忠的罪名，他也要拒绝将军的要求，不背叛情义。
对于“公事”，他写道，“不在我个人控制的范围内，但是，好男儿之间的情义是恒久的真情”，甚至在将军的威权之上。他拒绝“对挚友背信弃义”，这就是古代日本武士超脱一切的美德，充斥于大量历史传说，那些传说在今天已经传遍日本各地，并被精心制作成了能乐、歌舞伎和神乐舞蹈。
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力大无比的浪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位没有主君的武士，靠自己的智慧生活，这就是12世纪的英雄弁庆。他一无所有，但有神奇的力量，他寄身寺院的时候，为了把自己配备得像个武士，他杀掉了每一个过往的武士，并把他们的刀收集起来，这使僧人们感到恐惧。
最后，他去挑衅一个年轻领主，在他眼里，那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纨绔子弟。但是，他遇到了真正的对手，发现那年轻人是源氏后裔，正筹划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，那就是真正受人敬爱的日本英雄源义经。
弁庆向源义经奉献了自己狂热的情义，为了后者的事业，承担了上百项开拓性的任务。然而，到了最后，他们不得不带着他们的追随者，逃出铺天盖地的敌军的包围。他们化装成和尚似的朝圣者，走遍日本，假装是为建造一座庙宇化缘。
为了逃过检查，源义经化装成朝圣队伍中的一员，弁庆则化装成领队。敌人在沿途都布置了岗哨，他们撞见了其中一个，弁庆给哨兵们看了一份名单，那是他伪造的一份长长的给寺院募捐者的名单，然后假装念了起来。
敌人几乎放了他们。然而，就在这最后一刻，源义经的优雅的贵族气质引起了哨兵的怀疑--他哪怕化装成一个下人，也无法掩盖那种气质。哨兵们把朝圣者们叫了回去，弁庆灵机一动，彻底消除了他们对源义经的怀疑：他为一件小事而严厉指责源义经，并且给了他一耳光。
这下敌人相信了：如果这个朝圣者是源义经，那么他的扈从绝对不会举手打他。因为那样违背情义的举动是不可想象的。弁庆的不敬行为救了这支小队伍的人的生命。等他们一到了安全地带，弁庆自个儿跪倒在源义经脚下，请求后者杀了他；不过，他的主公和蔼地原谅了他。
在这些古老故事发生的年代，“情义”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毫无怨恨的污染，这是近代日本人对黄金时代的白日梦。在那些日子里，那些故事告诉他们，“情义”中没有不情愿的成分。
如果“情义”与“忠”发生冲突，那么当事人会坚持“情义”，并以此为荣耀。因此，“情义”是一种可爱的面对面的关系，被整个儿包裹在封建性的装饰之中。“知情达意”的意思是：扈从一生都要忠于主子，反过来，主子也要照顾扈从。“偿还情义”的意思是：扈从的一切，哪怕性命，都是主子的，随时都要准备献出。
这当然是一种幻想。在日本封建历史上，有许多扈从的忠诚被敌方大名收买。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要阐明的，主子对扈从稍一怠慢，扈从就会离职，甚至会与敌人勾结，这被认为是正当的，有例可循。
日本人会欢欣鼓舞地赞扬复仇行为，同样会欢欣鼓舞地赞扬以死效忠的行为。这两种行为都属于“情义”。“忠”是对主子的“情义”，因受辱而“报复”则是对个人名誉的“情义”。在日本，这是同一盾牌的两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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